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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道玉:大学是“学术共同体”

作者:刘道玉来源:现代大学周刊发布时间:2019-03-21阅读次数:15

“学术共同体”一词,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·布朗率先提出的,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。他给出的定义是:“学术共同体”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、文化生活、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,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、目标或兴趣,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。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,以及校外的学者,通过学术而连接在一起,于是就组成了“学术共同体”。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,是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场所,也是学术真理诞生的苑地,因而最能够体现“学术共同体”的特征。  

“学术共同体”的核心是学术,因而透彻地了解学术、学术任务和学术精神是非常必要的。在我国古籍文献中,学术一词早已有之,只是古今的含义却相去甚远。近现代意义的学术,是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,这与西学东渐是有密切联系的。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,欧美国家的各学科的知识,诸如哲学、天文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医学、美学和应用科技等大量传入中国,对我国学术思想、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 

一、学与术之别

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,它们在字义上是有区别的。我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、翻译家严复对学、术二字注疏说:“盖学与术异,学者考自然之理,立必然之例;术者据已知之理,求可成之功。学主知,术主行。”梁启超先生也认为:“学者术之体,术者学之用。”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,学是指科学理论,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基础学科;而术就是应用技术。  

可是,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把学与术分开使用,而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使用的,其意义更接近于西方的学术概念,是指系统的学问。英国高级牛津词典的解释是:学校的、学院的;学者式的;仅仅注重理论兴趣,而非技术或实用的学问。在这里,学问与学术可以视为同义词。学问是一个广泛的概念,它是指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,包括已知的、未知的、首创的和系统知识。学术一词应用十分广泛,由它又衍生出许多专有名词,如学者、学术职称、学术刊物、学术界、学术会议、学术交流、学术观点、学术诚信、学术规范、学术争鸣等。  

从本质上说,学术是没有国界的,这正如“夫学术者,天下之公器”所言明的精神。这句话都认为是由清末启蒙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,但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明朝《李氏焚书》一书黄节的跋语。“公器说”的观点,历来被我国古时学者所推崇,古人做学问的态度是:“求学问道,贵在乐我乐及人之乐。”宋朝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,那是做学问就是秉持“为天下之公器”的精神,不垄断、不自私、不掠人之美。在欧洲中世纪,大学诞生之初,一个学者如果做出了一个新的发明,他立即到大街或广场发表演说,将自己的发明与公众分享。那时,既没有保密的限制,也没有专利法的保护,所以古时候的科学发展与传播得很快。世界最早的专利法是于十五世纪初诞生于威尼斯,随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。专利法也是一把双刃剑,虽然起到了保护发明人的权益,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。  

二、无条件地追求真理

学者是学术的主体,学者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真理,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学者呢?这里不妨引用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·韦伯的话予以说明,他认为:“没有这种被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,没有这份热情,坚信‘你生前悠悠千载已逝,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’——这全靠你能否判断成功,没有这些东西,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,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。”这就说明,学术研究就是一场冒险,如果没有为学术而活着的人,是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清苦的。  

现在,一般是把学术研究当作纯科学(pure science)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我们不妨回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·罗兰的《为纯科学呼吁》一文。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,在美国曾经引起了强烈的震撼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为了应用科学,纯科学必须存在。假如我们停止了科学的进步,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,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那样。”这并非他对中国的不恭敬,而是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我国不重视纯科学研究的事实。正是这个原因,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,也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。  

什么是纯科学?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学会与夫琅禾费协会的分工就一目了然了。按照马克斯·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·格鲁斯的说法:“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,而后者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。”换句通俗的话说,那就是纯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,或这是为什么?而应用科学研究则是回答这有什么用处?  

纯科学也常常称为基础科学,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福祉,也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。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,既要能忍耐在“象牙塔”的孤独,又要有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耐心,安贫乐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。格里戈里·佩雷尔曼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,他是俄罗斯怪异的天才数学家,16岁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奖,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,获得数学博士学位,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斯提克罗夫数学研究所工作。从2002年开始,他先后写出了3篇文章,从而证明了困惑世界数学家近百年“庞加莱猜想”,因而他也就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“菲尔兹奖”。  

但是,对于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耀,他表现出冷漠的态度。为了说服他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授奖的大会,甚至世界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约翰爵士亲自飞到圣彼得堡,用了两天时间说服他赴马德里接受颁奖,但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不需要。”其实,在这之前,他还拒绝了多个奖项,包括奖金一百万美元的“克莱数学奖”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一些天才或学痴们的怪异特点,他们淡泊名利,而只关注他们的学术兴趣,追求学术真理才是他们所需要的。  

三、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

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东南侧,矗立着一座王国维墓碑铭,是在他沉湖遇难两周年时,清华研究院的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,兹立碑以永其念。碑铭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,碑铭的最后几句是:“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在这里,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,拔高到与天地共存,与日月同光的高度,可见它们对从事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!  

最近几十年以来,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着陈寅恪碑文的这两句名言,说明它们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和向往。那么,为什么独立自由对于做学问是如此的重要呢?雅克·德里达是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,是世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,他曾经明确地提出:“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,应当承担起责任,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——抵抗一切(对大学)的重占企图,抵抗一切其他形态的主权形态。”  

我国科学理论落后,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寥寥无几,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。如果追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失了做学问的独立自由精神,没有分清楚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。特别是功利化的思想,在学术研究中还有极大的市场。试问:在论文至上主义的导向下,学者们都忙于发表论文,评定高级职称,积极申报成果奖,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,躲在“象牙之塔”穷究永恒的真理?有人公然提出学校的研究要上主战场(指为经济服务),这是明显的以功利化思想指导重点大学的研究,完全背离了研究型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宗旨,这无疑是对科学的背叛。  

上世纪30年代德国教育部部长鲁斯特,他于1936年在海德堡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上说:“不承认、不依赖、不抱任何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。”迄今为止,我国还没有一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一流大学,世界著名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要把独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作为一个学术方针,并且千方百计地营造这种学术氛围。让广大的学术研究者们消除思想顾虑,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。原创性的成果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,相信长期坚持下去,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原创性的重大成果。  

四、当代学术研究潜在的危机

在过去一个世纪里,人们没有创造出任何原创性的学科,个人要想做出开创性的贡献,也更加困难了。因此,自进入21世纪以来,人们对科学未来的发展,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人基思·西蒙顿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,他认为:“正如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,科学天才已经绝灭了。未来的科学进展可能建立在已为人所知的事实上,而并非需要对现有知识的基础做出改变。”  

17世纪被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·怀特海称为天才的世纪,曾经涌现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,如法国的业余数学之王费马,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,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帕斯卡;英国的数学和物理学家牛顿,物理学家胡克,化学家波义耳,天文学家雷恩,哲学家培根,戏剧家莎士比亚,医学家哈维;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,数学家莱布尼兹、哥德巴赫,画家鲁本斯;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,画家卡拉瓦乔;荷兰的天文学家惠更斯,画家伦布朗;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,等等。  

同样的,19世纪也是天才人物璀璨的时代,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三大发现,这个世纪堪称“科学的世纪”。这三大发现是:细胞学说是于19世纪30年代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所创立的;生物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创立的;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由英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创立的,他们是英国的焦耳、威廉·汤姆生和德国的达尔与赫尔姆茨。这三大发现引起了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,从而带动了其他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。  

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,当属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,由詹姆斯·沃森、弗朗西斯·克拉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,以及信息论、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创立,它们带动了物理学、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革命。信息论、控制论和系统论被称为“老三论”,分别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香农、美国数学家罗伯特·维纳和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创立。这些重大的学说的创立,与历史上任何一项的发明毫不逊色。可是,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,科学与技术研究和发展却失去了平衡,以至于到了21世纪,技术领域的发明似乎越来越受到重视,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。  

我始终认为,天才是不会绝灭的,只是现在失去了天才滋生的土壤。同样的,是否像有些预言家所说,科学重大发现都已经做完了呢?我始终认为,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,只要我们找到认识未知事物的方法,就会做出新奇的重大发现或发明。但是,为什么现在却少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呢?这就是我所说的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潜在危机。就中国而言,造成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三点:第一是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,极度追求财富的欲望绑架了绝大多数学者,现今少有安贫乐道的做学术研究的人了;第二是浮躁情绪越来越严重,信奉“板凳一坐十年冷”和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学者越来越少了;第三是象牙塔已经坍塌,少有人再心甘情愿地“独上高楼,望断天涯路”,更是鲜有“皓首穷经”追求真理的学痴了。  

我们应当正视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,尤其是要摆正重点大学学术研究的方向,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学术共同体的使命。我们应当摆正科学与技术的地位,采取果断的措施,大力支持那些短时间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纯学术研究,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,摆脱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!

(作者系著名教育家、化学家、社会活动家,曾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、武汉大学校长)

责任编辑:范卫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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